沈醉1975年才知道他的好朋友在战犯管理所一直在伪装被特赦后才显出原形

  1975年3月19日，最后一批战犯得到了特赦，而名单中的首位便是黄埔一期的黄维，他曾是蒋中正军队第十二兵团的中将司令官。紧接着，名单上还有许多熟悉的名字，这中间还包括曾担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、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（后来升任参谋长）的（《特赦1959》中的刘安国），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的周养浩（《红岩》中的沈养斋），以及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等。今天我们就重点聊聊这三位战犯：黄维、、周养浩。沈醉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中的表现。仔细阅读不难发现，这三位人物身上都有些许伪装，尤其是其中一个假装积极的人，直到被特赦的那一刻，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本色。

  提到战犯管理所，许多人往往会联想到功德林。其实，功德林并不是所有战犯的最终去处，很多战犯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曾被安排在不同的战犯管理所（名称各异）度过了一段时间。沈醉是1957年10月后，才与“云南绥靖公署”副主任孙渡、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、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等人一起，转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

  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沈醉这个善于交际且富有幽默感的原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，曾担任中将游击司令（在刚晋升中将后即被关押），迅速与其他战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并与徐远举、周养浩恢复了曾经的深厚友谊。除了与这些老“同僚”重新建立联系，沈醉还与另外两位颇具特色的人物有着密切的往来，而他们在特赦后都进入了文史专员办公室。这两位人物，分别是个性执拗的和黄维。

  黄维在战犯管理所中是一个典型的另类，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描述黄维，标题为“为发明，黄维难改造”。黄维坚持不放弃“研发永动机”的计划，导致他多次错过特赦机会。尽管他有着诸多优越条件，本能提前获得特赦，但他依然决心专注于自己的发明，甚至因此与康泽手下的董益三发生了冲突。黄维虽然态度消极，但在1975年被释放后却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决定：他坚决表示不再追随蒋中正，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。

  当年，特赦人员需填写一份决定去向的表格，选项包括：留在大陆、前往台湾、或者出国。黄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在大陆，这一决定令当时的管理员颇为惊讶，并劝他再三考虑。然而，黄维依旧执意而坚决，他甚至说：“如果能出狱，我的唯一愿望就是定居大陆。”黄维一改之前的冷漠态度，握着江管理员的手，眼圈微红，表现出一丝不舍：“兄弟，我现在是公民，能这样叫你了。说走就走，突然离开你，心里不好受啊！”在他代表特赦人员发言时，黄维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，觉得自身发明永动机并非空想，而是想弥补因战乱造成的社会损失，并借此为国家贡献力量。他的即兴发言获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。

  与黄维类似，也是一位态度顽固的战犯，他在管理所中表现得极为叛逆，不肯承认错误。即便明知自己错了，他依旧坚决不愿写检讨。每当被要求认错时，他总是以很多理由回避，甚至归咎于自己周围的人。管理人员无奈之下，只好每次在提交特赦名单时，将排除在外。直到1975年被特赦后，他迅速成为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核心人物，后来还被选为学习小组的组长，沈醉则成为副组长。

  与黄维和的倔强截然不同，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中的表现显得很积极。他甚至觉得自身应该是第一批被特赦的人。当得知自己不在首批名单时，他和徐远举一度表现得异常激动，似乎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不公。然而，许多战犯对他们的态度表示质疑，认为徐远举和周养浩的罪行过于严重，放过他们将会引起不小的麻烦。沈醉曾在回忆录中提到，因他们参与了重庆大屠杀和其他严重罪行，他决定不将他们释放。

  尽管沈醉曾经与周养浩存在深刻的恩怨，后来的情势却有所变化。周养浩逐渐对沈醉表现出了一定的感激，并在学习上变得更“积极”。然而，1975年3月19日，当周养浩终于被特赦时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决定——他选择前往台湾，寻找蒋中正。沈醉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周养浩，因为他早已不再值得关注。

  周养浩的最终选择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错误。尽管他在特赦后投入台湾，但由于情报错误，他最终未能得到蒋中正的接纳，因为蒋中正已在1975年4月5日去世。周养浩的结局也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而与之对比，黄维、和沈醉等人则在大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，他们不仅获得了更好的待遇，还享有高于他人的福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