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倬是辽宁辽阳人，父亲王景槐做过的少将专员，早先家里阔过。他妈张可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:“宁养贼子，不养痴儿。”所以就把王倬养得真有点“大”了。

  王倬在东北大学经济系上学的时候，就想做点大事，他看好了办杂志发财，心里想着每期卖个十万二十万份，肯定能发。

  1948年，王倬大学毕业，去北平，到特刑庭看守所做了一个多月的会计，觉得有点憋屈。

  他伪造路条，从陕西逃回北京，凭着经济系大学生的身份，毛遂自荐进了中国进出口公司，然后又于1952年9月，调入外贸部出口局工作。

  王倬没有被发现，还有了一份好工作，这本来已经很幸运，但是他觉得一个小职员的人生，实在没意思。

  王倬那时候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，他上班经过一位教授家，看到人家是独门独院，非常羡慕。再想到大干部工资高，有车坐，就更不平衡。

  所以王倬就拿出家里的金戒指，对好朋友王元泽说，你去西北把它卖了，然后买银元，咱们来回倒腾银元，一定发财。

  王倬不服，他感觉自己能伪造路条，能帮哥们伪造介绍信上户口，为什么就不能伪造人民币、火车票什么的呢？

  他叫王倬，必须搞大的，所以他就准备攻克世界三大科技难题之一，发明一个“永动机”。

  王倬在那一刻好兴奋，他觉得拿个诺贝尔奖一定没问题。但是他的科技成果报上去，科学院说，永动机是异想天开，不可能有的东西，别折腾了。

  王倬这一下是真受打击了，他发财无门，又不甘平庸，于是就终于想到了古今中外最流行的一个偏门——骗术！

  王倬是文化人，实干家，人家要干就认真干。所以王倬接下来，就拿出发明永动机的劲头，开始刻苦钻研骗术。古代的，现代的，中国的，外国的，一律深入研究。

  1960年2月的一天，王倬去单位上班，看到处长拿着一位中央首长的字条到部委办事，灵感忽然来了。

  首长的字条上没有一点公章，但是却一路畅通无阻；首长用的纸张也不是特制，哪里都可以搞到——这难道不是一条捷径？

  王倬从小就练习书法，模仿字迹对他不是难事，王倬当时一想到这个，立刻肾上腺素飙升。

  但是王倬一直是王倬，他始终要干大的，所以他脑洞打开后，直接就想到了周总理的签名。

  王倬在外贸出口局，经常能见到总理的批示，他也知道总理的批示来了，下面总是无条件执行，因此王倬从那天起，就走着坐着，都在临摹总理的笔迹。

  那时候，毛主席、周总理的题词每个地方都有，王倬材料丰富，他只需要日夜苦练就行，所以王倬没多久，就能以假乱真了。

  那么接下来，他就要苦练伪造公章的技术，设计、打磨具体计划了，这就像练升级一样。

  他去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、毛笔，去王府井买来蜡纸、刻笔、印泥，去街道借来刻字钢板，从外贸部找来国务院来函的旧信封、公文纸，只用两个晚上的时间，就完成了基础准备。

  王倬是直奔着钱去的，也就是伪造总理批条，去银行提一笔钱。这个行动的所有细节当然要策划周密。

  当时西藏刚刚完成改革，西藏天天上报纸，全国人民对于“西藏工委”这类名称都不陌生，所以王倬伪造的总理签名公函就是这一个样子:

  总理: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，今晚九时，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，有中外记者参加，拍纪录影片。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，这样做才能够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。根据以上情况，拟拨给15~20万元，可否，请批示。

  因为不是巨款，用不着总理批示。下级转达主席意思，向总理请示，都会拟定多个方案，有活动空间，以便总理定夺，这样才符合惯例。

  那么王倬接下来，在公函上模仿总理批示20万，并做出以下要求，就很像那么回事了:

  为什么要包装好看，晚七点必须送到？这其实与上面的晚九点举行活动，以及有中外记者参加拍录是配套的。

  因为五点多送去公函，显得是针对晚上活动的临时决定、紧急批示，会给人紧张感，有点问题会是合理的。那时离下班时间已经很短，银行办事会比较草率疏忽。

  而七点送钱去民族饭店的工作人员也会急着下班，不会特别仔细，发现王倬有什么疑点。

  王倬本来17日就完成所有准备，可17日是星期四，外贸部晚上要例行学习，王倬如果不去，后面就有几率会成为嫌疑。

  而19日星期六下午，也是很多单位的学习时间，这天去提款会很显眼。而且周末傍晚对银行业务会有一定影响，如果时间耽搁久了，就容易出麻烦。

  只不过国家民委在民族饭店后面办公，西藏工委的人到北京来，住在民族饭店倒是合理，而“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”这个称谓，真是王倬编出来的。

  总而言之，王倬为了行骗也算心思缜密了。那么他的办法好不好使呢？他这么缜密又怎么会被人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呢？

  大约三点半，王倬去了处长那里，说他妈最近身体不大好，他可不可以请假带他妈去趟医院。

  王倬回家时他妈正在做饭，王倬进屋换了一身很高档的衣服，这是为了出演一个大人物。

  王倬5点30分骑自行车到达西交民巷，又等了10分钟，才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大门。

  王倬把伪造的国务院公函送到传达室，那个信封上面有“速送”、“限五点四十分前送到”等字样，落款是“总理办公室”。

  王倬离开后，去民族文化宫礼堂存了自行车，就拎着提包混进了民族饭店。他那时候特别紧张，就怕警察已经在等着他。

  此时是6点20分左右，王倬伪装出领导气派，去总服务台，给人民银行打了个催促电话。放下电话后，王倬觉得对方没有异常。

  王倬接下来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，打算用车把钱运回家。可是西单、西四两边都说太忙，没车派。

  总理的字迹她很熟悉，但是这样的做法却违反常规，因为总理正常情况下不会给总行发函。可是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，耽误大事可了不得。

  于是秘书先给发行局打电话传达任务，要他们半小时内，必须按要求准备好二十万现钞，然后就去找值班领导，向总行计划研究局的王副局长汇报。

  这时候，王倬的电话来了，王副局长接完电话说，总理办公室来电话催了，我马上让发行局火速送款！

  王副局长一催，发行局立刻派人去北京分行提款，他们十万火急装好，又十万火急开车驰向民族饭店。

  天那时候已经黑了，发行局朱科长等三人抬着两个袋进入饭店，见到“赵全一”，总算松了口气。

  双方见面，赵全一表扬了他们几句，并出示了“总理办公室专用介绍信”，上面写着:

  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，此致中国人民银行。

  赵全一说，介绍信上不是有吗？你们把介绍信带回去吧。任务紧急，总不能现在回去给你们盖章。

  银行的人走了，王倬再次打电话要车，还是没有。他说他是国务院的，那边说，你国务院有的是车，跑我们这边要什么车？

  王倬没办法，只好让人帮他看着两麻袋“重要文件”，出去雇三轮。可是他雇到的时候，想起来了，雇车会暴露行踪。

  王倬赶紧离开，去取回自行车，骑回来，在饭店服务员的帮助下，把两个麻袋一边一个，放到车后座上。

  晚上十点半，王倬等他妈和孩子睡了（妻子不在家，二人关系不好），才悄悄把麻袋搬进西屋，分开隐藏。

  王倬说，没办法了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您甭管钱怎么来的，反正以后不用跟着我受穷了。

  可是那之后，王倬一天轻松的日子没过，他妈也每天心惊肉跳。王倬把衣服、工具等都处理、烧掉，也还是没法安心。

  可是王倬藏来藏去，觉得藏哪都不行，只有全部处理掉才能安全。因此他从27日开始，就每天晚上把钱放煤球炉子里烧。

  烧之前给了他妈100块说:妈，这点您拿着过日子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孝顺您了。

  王倬他妈一听就哭了，王倬看他妈那么伤心，也哭了。那一百块，他妈到底一分都没敢花。

  王倬没办法了，只好求他妈:妈，白天我上班，您关起门来烧。就好像他费劲搞来这么多钱，是为了烧掉似的。这线日，王倬见只靠烧解决不了问题，只好另想办法。他去西屋挖个坑，把大部分钱埋进去，在上面放了一堆煤球。

  然而那时候，警察已经每天在他家外面监视了，王倬直到被捕，也不知道警察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，把他锁定。

  中行按照“总理批示”送去二十万巨款后，总理办公室按理应该很快有所交代，但是几天过去，总理办公室没有一点回复。

  中行的人一开始觉得总理很忙，不好催问太急，可是他们总得知道如何入账，不能老这么挂着，于是五六天后，他们就终于打电话问了一下。

  赵炜想，这就更离谱了，总理从来不会给什么人写条子去银行取现金，这也不符合程序。总理遇到这一种的事，一般都是先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。

  那是60年，全国遭灾，六亿人民在挨饿，总理愤怒了，当即指示:“请公安部马上追查，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损失。”

  两方面核实完毕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就去报了案。3月24日下午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参加会议，他的发言被紧急电话打断。总理办公室通知他，要他亲自挂帅，立刻组织力量破案。

  所有人都在谈论二十万，每个人买东西找钞票，都会认真看看钱有没有可疑之处。所有人都知道了罪犯的特征，小学生上学时碰到穿灰大衣的都会顾不得上学，先去秘密跟踪。

  谁跟罪犯特征有点像，都会被邻居指指戳戳，弄得很不自在。有灰大衣、藏青色中山装的，都不敢再穿了，有的人还被当成嫌疑人举报，遭到调查。那绝对是天罗地网。

  可是公安局审查了一些人后，发现都不是，最后只能跟人赔礼道歉。他们那几天接到的线索多如牛毛，却没有一条接近疑犯。他们倒是顺手破获了很多旧案。

  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技术部门在3月24日下午，就汇总了“赵全一”留下的所有犯罪证据，开始做技术分析。

  2，罪犯使用的牛皮纸信封确实是国务院所用的旧信封。信封有二次封口痕迹，信封上的字有涂改。这说明罪犯有接触这类信封的条件，

  3，国家从1956年起，正式将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，罪犯所用中缝带“鱼尾纹”的纸张，从此不再在市面上发行，只有国家机关内部还在使用。

  5，罪犯用了“赵全一”的名字，很可能是以前用过。他在收条上误写了“赵金一”，很可能习惯于写“金”字。

  这加上他用了“￥”字，而“币”字用的又是特殊笔法（一般是一撇下一个“巾”字，他是“人”字下一个“巾”字），这都说明他有财会职业的书写习惯。

  7，种种迹象说明，罪犯不是普通人，他应该是内部人员，尤其可能在中央机关科室工作，那么3月18日下午，他必须请过假。

  嫌疑人既然可能在外贸部，那么侦查人员当然要依据各种线索、特征搜索嫌疑对象，比如财会人员、请假者、文化程度、体貌特征符合者等等，于是怀疑名单慢慢的变少，最后变成了一个。

  侦查人员再针对王倬一查，哈，这个人用过“赵全一”的化名，他以前伪造假介绍信给朋友上户口，用的也是“赵全一”这一个名字。看来他是真喜欢“赵全一”。

  这之后，“赵全一”的模拟画像也送来了，大家拿着王倬的照片一比对:这不是一张底片“洗”出来的吗？

  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说: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人，年龄、相貌都跟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，而且他坐在车上不敢看人，一直长吁短叹。这人下车后，她亲眼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。

  跟王倬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也来了，他说我怀疑王倬好几天了，我发现他那天根本没带他母亲去医院。排查中，外贸局让所有人写几个字，王倬也躲躲闪闪。

  你跟他开玩笑，说老王，你的眼睛可不算大啊！（疑犯特征之一）他就火了，非要拉我去找领导。我们跟他说什么话，都可能被他听错、误解，然后大发脾气。你说他算过十万二十万的数字，他会听成是他骗过十万二十万……

  因为二十万巨款不知去向，专案组怕打草惊蛇。另外，他们那时候还不能确定王倬是单人作案，还是同伙作案。

  侦查员在李广桥街附近活动，有位李大爷警惕性很高，他拉住郝继民说，这里不是公园，又不是礼拜天，怎么一对儿一对儿搞对象的人在这转悠？我看很不正常。

  侦查员对王倬家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，细致到每时每刻都有记录，王倬家烧东西被侦查员发现，刘汉臣处长立刻命令去收集煤灰、纸灰。

  不久后，鉴定科科长刘云启明确确定，大量灰烬正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，市局闵局长就下达了抓捕令。

  抓捕行动确定在4月4日深夜零点，行动人员突入王倬家，在被窝里把王倬抓住。

  王倬当时拼命挣扎，拒不认罪，还辱骂行动队员。张可民则扑到儿子身上大哭，说侦查员欺负平民百姓，乱抓人。

  王倬被带走后，王倬他妈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一动不动，问什么也不回答。侦查员查找赃款很费了些工夫。

  但是屋子就那么大，侦查员也不是吃素的，天亮后，他们终于发现痕迹，在西屋地下找到了赃款。

  地下挖开时，张可民被带到坑边，老太太吓哭了，说:“可别把我埋里边呀！”王倬面对铁证，也再无话可说。

  二十万在那时是天文数字，王倬犯罪情节严重，所以于1960年7月28日，被判处死刑。

  总理说:中国旧式妇女，有几个不顾儿子的，我建议还是不要重判，押押就算了。

  所以张可民虽然被判刑十五年，但实际上服刑三年就提前释放了。她出狱后回了东北老家。

  而王倬妻子因为不知情，没有受到牵连，她在王倬被处决后改嫁了。她在那个院子里一直生活到1993年，直到拆迁。